成都大学党委书记毛洪涛留下一份“绝命书”而走上不归路。网上一片沸沸扬扬。舆论几乎一边倒地同情甚至赞美逝者。我知道“死者为大”的道理。但我目前听到的毕竟还只是“绝命书”的一面之词，是非曲折，臧否褒贬，我不好也不愿草率做什么定论。更多更全面的信息还有待相关部门调查，因此我不打算具体评论此人此事。但这不妨碍我由此再次产生联想，一个人要善良而正直地在这个社会生存下去，有多难？几乎所有新中国的孩子都是唱着“我们的祖国是花园，花园里花朵真鲜艳”的歌长大的，通过这首歌，亲爱的祖国给孩子们展现的是一幅多么明媚的前景！“爱祖国，爱人民，鲜艳的红领巾飘扬在前胸！”唱这句歌词时，孩子们心中升起的一定是“时刻准备，建立功勋”的豪迈愿望。最早唱这些歌儿的孩子们，现在已经六七十岁，有多少人坚守初心地走到了今天呢？几乎在唱少先队队歌《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》的同时，另一种“教育”已经开始：迎合大人，作文写假话，“不要乱说话”，被打小报告，老实做事被斥责为“你傻不傻啊”，投机取巧则被夸为“真聪明”……成人世界里的潜规则已经开始运行。再大一些进入中学，可能因为善良而被人嘲笑；可能因为正直而遭遇挫败，于是“学乖了”：什么该说（写），什么不该说（写），已经心知肚明，于是有了两套日记，心里想的不一定写在作文里，演讲时说的不一定是自己想的，“说话做事长点脑子好不好？”大人也这样告诫孩子。我想到1987年11月，一位高一女生因为恪守善良正直而感到窒息，最后为真善美“殉道”而结束了自己十六岁的生命。为此我写下一篇《她给教育者留下什么“遗产”》长篇通讯发表在1988年7月8日《中国青年报》第一版和第二版，反响强烈。
北京一位中学生给我写信道：“我们想做好人，可社会容不下我们……”如果好一些了，那为什么现在绝望乃至自杀的人更多了？如果更严重了，那“社会的进步”以及“教育的成果”从何谈起？当然，真正为了保持善良正直而走向绝路者是个别的，但有着同样苦闷而不得不苟活于世的人则绝非少数。许多人选择了各种“生存智慧”，从卡耐基的《人性的弱点》《人性的优点》等书中寻求为人处世的“策略”，包括说话的“技巧”。说一套，做一套，八面玲珑，察言观色，明哲保身，见风使舵，长袖善舞，游刃有余……人们说这叫“情商高”。当然也有极富智慧的成功者，所谓“圆融和不圆滑”，所谓“外圆内方”，但这样的高人太少，太少。如果还有人理想不灭、信念不倒、善良如初，正直依然，那么人们会说这人“还不成熟啊”“书生气十足”，当然更有蔑视的说法：“不识时务！”“这人读书读傻了！”其实，我相信“人之初性本善”，绝大多数人都没有想过要放弃善良和正直。但人毕竟不是处在真空中，也要生活更要生存。为此，有时候不得不放弃原则，迎合龌龊，最后活成了连自己都很恶心的人。这样的人生，谁输得起？即使自己想“我不管，豁出去”了，可有家庭有儿女，谁敢让亲人们陪着自己去“赌”？
以我60余年的人生阅历，几十年来，在我的视野里，能守住人性本色者多半不得志，而昧着良心的厚黑者则活得很滋润。真善美还管不管用？人类的美德、人性的良知还需要坚守吗？有人说：“何必那么非黑即白？难道在真善美与假恶丑之间就不能有点平衡吗？”我知道任何社会都不可能绝对光明，总会有一些阴影，纯而又纯的国家只在天上。但让善良正直成为一个人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，使绝大多数人能够清清白白地工作，能够过一种“不吃亏”的生活，这不算过分吧？我们总是歌颂我们伟大的时代，歌颂我们辉煌的成就。这当然没错，只是我总忍不住想，这“伟大”和“辉煌”如果不落实于每一个普通公民踏踏实实的生活、坦坦荡荡的生命，恐怕这“伟大”也太空洞了，这“辉煌”也太苍白了。一个国家，一个社会，如果善良正直的人不想随波逐流地堕落，只是想干净而磊落地活着，却总是受压抑，被打击，遭遇种种不公，甚至连活下去都很艰难，这是哪儿出了问题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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